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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伟:《曹操与杨修》发表前后

admin

10 月 24, 2023 #京剧剧本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京剧《曹操与杨修》已经距通过刊物与社会见面30年了。应该说,在新时期的新编历史剧中,《曹操与杨修》是肯定要在当代戏曲史,特别是新时期戏曲艺术的巨大变革史历程中,因为题材开掘的震撼和剧作内涵的厚重,必然产生历史记忆和艺术余馨的不多几部戏剧中之佼佼者,相信这是没有异义的!

因此,把这部作品发表前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记录下来,也就成为我这位当初最早在岳阳市结识作者陈亚先,发现这部剧本者之一,以及《曹操与杨修》在《剧本》月刊发表责任编辑多年来的一份责任和心愿——因为从3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文艺与戏曲艺术的发展来看,《曹操与杨修》幕后的旧闻也都可作为一段难得的史料了。

那是1986年国庆节的傍晚,我和当时我的领导,原《剧本》月刊戏曲组长于庭平先生一起乘火车,从江西南昌到湖南岳阳。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大潮汹涌,刊物生存困难,但各地文化单位和剧团还都有许多专职编剧,他们创作作品需要出版发表却苦于没有阵地,而《剧本》月刊恰恰又经费紧张,因此便应运而生出一种在正式出版的《剧本》月刊外,和一地合作,集中他们作者的剧作编辑出版《剧本》月刊增刊(不公开发行)的方式。当然,这是要适当收些出版补贴的。

到岳阳已是傍晚。当时刚刚因一部描写岳阳楼的动作电影在全国颇出名的剧作家吴傲君接待了我们,他也是很有实力的剧作家,曾创作过花鼓戏《喜脉案》。安置停当,吴傲君交给我们五六个剧本,让我们在招待所(那时宾馆、饭店还很少)安心阅读挑选,并商定10月3日开始陆续和作者交换意见。这也是当时《剧本》月刊多少年的老传统,尽管是许多名家创作的作品一但投寄来也是要经过多次编辑提意见修改,甚至许多外地作者还要被请来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修改剧本,直到修改到刊物满意才会发表。前提是那时的主要编辑多是全国德高望重的前辈,威信和学养、修养,以及创作经验摆在那,人家作者信服!

那时的岳阳秀美宁静。于庭平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水平的学兄,我们读剧本交流体会,竟然不约而同被其中一个陌生作者的巴陵戏剧本《曹操与杨修》所吸引。要知道当年岳阳也是很有不少编剧名家的,如因创作《八品官》在全国饮誉的甘征文,以及省里名头很响的曹宪成,以及老作家刘醒明等。

这出巴陵戏选择了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三国题材,但读后更吸引我们的是对题材的开掘,以及对剧中人曹操和杨修一双对立激烈,却又惺惺相惜,让人评判起来极有咀嚼思考价值人物的塑造。而且作者尽管不见经传,但文笔流畅,结构起故事,营造出矛盾,敷陈开情节则颇为驾轻就熟,自然天成。特别是曹操、杨修的性格、心理碰撞看似信手拈来,然而细细品味让我们那时刚刚步入改革开放和个性解放时代的知识分子感慨不已,思索良多。而“郭嘉墓”、“梦中杀人”、“策马斗智”、“月下对话”等情节构建又戏味儿足,编织巧。使得这出戏竟产生了与当时许多著名新编历史剧因过分注重题材的“思辨性”和文本缺乏舞台感而读来不生动,读后缺余韵的明显区别。

我们读后强烈感到,这是一出既有很深的思考和题材底蕴,同时又可穿越今天和历史时空,在当时追求“戏曲文学”的大环境中,难得体现出戏曲表演形式美,让演员进行精彩演绎创造的好剧本。于是,我们在10月3日上午与剧作者陈亚先见面交流意见时沟通非常顺畅且愉快。大家彼此坦诚相待,直述观点,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时,也对个别地方提出修改建议。特别是陈亚先对我们提出的修改一定要保持形式上鲜活而充满舞台感很同意。同时,应我们要求,他对在写作之初为什么就定位用巴陵戏演出,以及巴陵戏剧种(和京剧很近似)文本的风格做了详细介绍,也让我们增长了知识。

陈亚先走后,我们感到,这出《曹操与杨修》值得重视,作者有潜力有前途,并决定不必作为增刊发表,而是争取在《剧本》月刊正式推出。

原因是在这几部剧作中, 与《曹操与杨修》实力相当,甚至作者社会知名度比陈亚先大得多的还有两部:一部是反映农村仍将封建道德作为精神文明来维护,批判现实感很强的现代戏《金匾记》(作者:甘征文);一部是生活气息浓郁写农村中热心助人却往往好事办“坏”的现代戏《乐四爹小传》(作者:曹宪成)。应该说,这些作品都很优秀,选择起来很费斟酌,到最后则在《金匾记》和《曹操与杨修》孰上孰下上大家意见不同,甚至有了争论。主张《金匾记》者充分肯定作品的思辨性和现实意义,认为《曹操与杨修》内容开掘显浅;而主张《曹操与杨修》者则力辩《金匾记》内容开掘上固然尖锐,但整个戏有些意念化,特别是在戏曲表现形式上缺乏后者注重发挥戏曲表现形式的生动、传神。那时的《剧本》月刊学术和气氛很是浓郁,加上李钦、颜振奋、范溶等编辑部领导本身在创作、评论、编辑方面造诣和经验很深,戏曲组长于庭平先生本身就工作严谨,善于活跃大家思考,他主持下往往越是好的有个性的作品经常大家争论和讨论的越是激烈透彻。这不但对发稿负责,而且对编辑个人也是一种锻炼和培养,现在我都很怀念那种健康的编辑工作氛围!最后,经过大家坦诚讨论,各抒己见,还是把发表选题确定在了《曹操与杨修》上。

当然,现在可以透露一下除了作品质量的考虑之外,另一个选择《曹操与杨修》的原因。因为《金匾记》作者那时因他的《八品官》在全国声誉很大,已摘取了几项国家大奖,而陈亚先因家庭“历史原因”,尚是一无正式工作的“临时工”。岳阳文化局戏工室的唐主任和副主任吴傲君、曹宪成(《乐四爹小传》作者)都极为善良厚道,纷纷希望能因为《曹操与杨修》在《剧本》月刊的发表利于改变陈亚先的工作现状。正因为此,《曹操与杨修》的发表便列入发稿日程。因为我和于庭平先生是最早接触这个稿子的,因此编辑部便责成我担任发表的责任编辑,当然我的名字也就荣幸地登载于结尾的责任编辑栏中了。

编发前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值得一提。就在陈亚先按照我们在岳阳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发稿工作也一切准备就绪,连发表用的插图和剧名题字(那时《剧本》发表作品都要请人画插图和题写书法剧名)都约好即将付梓时,一位同事提出《曹操与杨修》的剧名有些“俗”,太陈旧、直白,且缺乏诗意,因此建议改为《青青子衿》。尽管初听有理,但大家仍有不同意见,改不改?一时竟难以决断。我个人感到新的剧名反而不如《曹操与杨修》更简明扼要和符合戏剧内容,也对人物关系与戏曲欣赏习惯不是那么贴切。就这个问题我还征求过作者陈亚先意见,他也未置可否,但似乎是倾向于不改。最后,当时的《剧本》月刊主编颜振奋,分管戏曲的副主编范溶决定仍用原名。于是,四个月后,《曹操与杨修》终于发表在了《剧本》月刊1987年第1期上。不过发表时,我考虑作品发表后演出机遇越多越好,因此将原稿的“新编巴陵戏”改成了“新编历史剧”。应该说发表时,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剧本,但恐怕大家也不会预见到它接下来在新时期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

《曹操与杨修》发表后,并未立即产生什么反响。大家各忙各的,不久我们和陈亚先的联系也逐渐平淡了。

重新提起这个戏是因为1988年的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即今天曹禺剧本奖前身)推荐时。依惯例这个全国性奖每两年一评,承办者是《剧本》月刊和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每次评奖根据章程各地剧协申报外,《剧本》月刊有权在发表的作品中推荐优秀剧本参评,当时,我们戏曲组就推荐了《曹操与杨修》。谁想英雄所见略同,湖南省剧协推荐的两部参评作品,其中之一就是《曹操与杨修》;另一部则是参评前因探索性很强,已有很大影响,也是盛和煜成名作《山鬼》。那时,曹禺先生身体尚好,对于中国剧协特别是剧本评奖很关心,那届仍然是亲任评委会主任。

评奖在当时的北京东四旅馆进行。讨论时评委对《曹操与杨修》仍然评价分歧,争论较大。特别是对《山鬼》与它孰上孰下各位评委见仁见智。因我当时作为编辑部的年轻人承担服务工作,参加了评奖的全过程,至今记得曹禺先生讲的话。他说:“这届好剧本真多,特别是《山鬼》和《曹操与杨修》充满才气,令人喜爱。两出戏写人上出手不凡,又充满诗意,我认为都应该得奖。但又必须割爱一个,那就投票定乾坤吧!”曹禺先生讲得爱才之情溢于言表,但又真诚、。于是,大家投票,结果是《曹操与杨修》中选。

有意思的是,那届全国优秀剧本奖颁奖恰恰在湖南岳阳市举办。曹禺先生在夫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先生陪伴下,不但兴致极高地参加了颁奖典礼和获奖作者座谈会,而且不顾湘中暑热和大家同游张家界、共瞻汨罗江。那届得奖的剧作家之后都成为新时期创作中坚,我记得有北京的李龙云、刘锦云,福建的王仁杰、沈阳的董振波、河南的齐飞等。特别是在岳阳期间,曹禺先生和各地剧作家亲密接触,谆谆教诲,对每个人自报作品后他大都知道,鼓励和鞭策令人感动。见到陈亚先,曹禺先生对《曹操与杨修》很称赞,连夸他有才华,并合影留念、题字相赠。遗憾的是,从岳阳回来之后,曹禺先生身体逐渐不好,不久住进医院,也就很少参加剧协活动了。

无独有偶,已故剧作家范钧宏先生生前也对我这个后辈表示过对《曹操与杨修》的赞赏。我悄悄地问他,“您觉得这出戏怎么样啊”?马上范先生恢复他一贯的沉稳表情,但却说出一句至今令我难忘并且极为意味深长的话。“我认为非常好!它为我们争论不休的戏曲写作新与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经验,新和旧不是孤立的,得靠好戏去表现啊”!

30年来中国戏曲发展的诸多巨变可以说是在中国戏曲史上也会留下浓重一笔的。今天《曹操与杨修》也已成为了历史,不但是因为它的出现和面貌已令许多当下人觉得陌生和遥远,更重要是它对新时期戏曲文学的变化发展的推动力、影响力,也从脱颖而出的现实价值变为令人咀嚼思考的历史课题。因此,我把与它的昔日邂逅之缘写出来,这种事后的“剧透”相信也是一种可供后人与研究者更立体了解这个戏孕育和面世经过的野史、“花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