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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会京剧院杜近芳_凤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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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2023 #京剧名角

一位名角儿的魅力尚且如此,那么,若是一代“梨园群英”聚首,又会有怎样一番人喧鼓响的热闹?这样的盛景良缘,就要去国家京剧院寻觅了。

京剧名伶,就像是戏台上的梦神,虽然有着凤冠霞帔或蟒袍绣甲的凡尘之身,但是一句昂扬的唱腔、一个鲜明的亮相就能催眠现实,让观众忘却时空的疆界,跟随那管弦锣鼓的铿锵,进入到一段苍茫辽远的生命故事中去。

京剧是从真实生活、人心情感中淬炼出来的艺术,戏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的悲喜、动静牵扯着普通人的心灵,通达天地、贯穿古今,所以,当名家李少春唱出“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时,所有观众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落难时的林冲,胸膛中的人生愤懑与无奈在同时共鸣。

一位名角儿的魅力尚且如此,那么,若是一代“梨园群英”聚首,又会有怎样一番人喧鼓响的热闹?这样的盛景良缘,就要去国家京剧院寻觅了。

1955年1月,国家京剧院(成立时为中国京剧院,后更名)作为中国京剧史上的第一个国营化大型演出团体正式成立,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文武全才李少春、有“活曹操”、“活鲁智深”之称的袁世海、京剧小生挂头牌的第一人叶盛兰、著名旦角杜近芳、丑角艺术大师叶盛章、高派艺术传人李和曾、著名老生李宗义、著名武生张云溪和著名武丑张春华等纷纷加入这个团体,院长由梅兰芳“坐镇”,副院长马少波,总导演阿甲。这些声名显赫的京剧名家从此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叠印在国家京剧院的历史中。

叶盛兰之子叶少兰介绍,其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挑班的一流艺术家参加国营剧团的,也就是当时的国家京剧院,更是第一个参加赴朝艺术团的一流艺术家,以及周总理主持下评定的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他还回忆道:“1949年10月1日凌晨,先父欢天喜地地登上扶梯,亲手把五星红旗高高挂在大门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放弃挑班艺人每月一两千元的优厚收入,参加了新中国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一团(国家京剧院前身),并担任首任团长,当时每月的薪水是800斤小米,折合60元。抗美援朝最激烈残酷的时期,他参加了第一批赴朝慰问演出,跨过鸭绿江亲赴炮火纷飞的战场。在头顶飞机轰炸的山洞里,踩着不平坦的土地演出《八大锤》,慰问上甘岭部队。1955年,他参加第一批赴西欧进行文化交流的演出团,到访当时均未建交的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国,期间遭遇策反利诱,坚决予以斥责,捍卫了国家的尊严。‘文化大’前,他将珍贵的文物——富连成科班近400出的手写真迹剧本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京剧名角儿们在历史的机缘中转换了环境,戏台上还是少不了巍然木阁、悬幡插旗,缺不了一板一眼的唱念做打,但是,他们站到了更广阔的舞台上。建院之初,梅兰芳、李少春、叶盛兰、杜近芳等率团或随团访问海外,在1956年出访日本时的演出剧目单上,可以看到袁世海、李和曾同台的《将相和》、李少春、谷春章出演的《三岔口》,以及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等经典之作。而梅葆玖回忆起父亲梅兰芳那时候的状态就是“非常忙”。

同在国家京剧院的金字招牌下,京剧名角们开始了积极合作、创意出新的求索之途。袁世海与李少春排演了《响马传》、《灞桥挑袍》、《战渭南》、《赠绨袍》、《满江红》等剧;还创排了以架子花脸为主演的《黑旋风李逵》、《九江口》、《李逵探母》、《西门豹》等大型剧目;并积极参加了现代戏《白毛女》、《林海雪原》、《社长的女儿》、《柯山红日》的排演。而李少春对于《红灯记》的创作也功不可没,他不仅自己演好李玉和,并且为整个戏的艺术处理,为其他演员的表演创造,积极出点子、提建议,使得这部戏在形式与艺术手段上完美融合。

在新氛围的感召下,曾经习惯于“江湖游艺” 的京剧名角儿们感觉自己的身上生发出了新的责任。据叶少兰讲述,父亲叶盛兰在践行自己“要做一个明白的演员,不要做一个糊涂的戏匠”的过程中,身先士卒,严格管理剧团,在条件极差的土地上排练,从来一丝不苟,一切像舞台上一样做出来、走出来,“先父还首先建立起新中国京剧行业内第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准时上下班的规章制度,成为了当时京剧院铁打的作风。他更向全院主张‘没有严格,就没有艺术’。父亲还在艰苦繁劳的恶劣境遇中,克服虚弱的病体,十几年中先后参与包括《赤壁之战》、《西厢记》、《九江口》、《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红灯记》、《金田风雷》、《卧薪尝胆》等十六出大戏的创演工作。直到1978年临终前,也未说一句财产与后事的话,只是郑重地嘱咐我们‘要把京剧小生艺术继承好、传下去’。”

名角儿扎堆并没有造成互妒抢戏,国家京剧院与北京京剧团在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联合排演《赤壁之战》时,名角们反而都纷纷地让起戏来。当时,马连良、谭富英、李少春、李和曾纷纷选取分量轻的角色而推让出重要角色给其他演员。这样的群英璀璨却又这样地自掩光芒,足以成为京剧史上的一段佳话。

袁世海不仅深入工矿、农村、部队、县城等全国各地的基层演出,还对于青年一代采取台上带,台下教的言传身教。他到全国各地教学上课,先后收徒二十余人。袁世海积极参加京剧资料的抢救传承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了“音配像”和“晚霞工程”的任务,他作为院艺术指导委员会的顾问,多次号召老艺术家们并积极带头投身于传承授艺的工作。

2001年5月,在人民剧场的舞台上,《红灯记》原班人马重又聚首,创下4项吉尼斯纪录,此时距离袁世海在上世纪60年代出演《红灯记》已经过了近40年,他们的演出又一次引起了轰动, 86岁高龄的袁老先生风趣地说,没想到老了还创了这么一个纪录,他也没想到,自己老了还能给国家京剧院添彩。

如今,国家京剧院的一个甲子已经过去,古老的戏台上覆盖着崭新的时光,逝去的名角儿们并没有谢幕,他们的艺术通过传承而似隐似现、如梦如幻地继续着,那份苍老的记忆,在胡琴的悠悠牵绊中,永远不会沉寂。 文/本报记者 肖扬 郭佳

我叫杜近芳,我是1951年参加国家京剧院的,我在这里成长、生活、工作了一辈子。我去过28个国家,很多时间都在国外表演。建国初期,党中央派各类不同的文艺团体到外国去,周总理说我们是文化和平的使者,是带着友好交流、保卫和平、增进友谊的任务出国的,我们是在受到很多封锁和破坏的情况下,抱着不怕牺牲的精神,把京剧介绍到国际舞台的。

我十岁开始登台演戏,我的义父把我送到王瑶卿先生面前,我师父为我上的第一课是《易经》,后来,梅兰芳先生教我,梅大师告诉我:“你做事情要前思后想,我听说王大爷(王瑶卿)教你的第一课是《易经》,我教你第一课也是《易经》。”我师父梅大师说:“第一,在遇到事情时先分析前进怎么样、后退怎么样,然后再决定,不要听什么看什么就跟着跑,那就容易上当受骗,这叫进之有数退之有路。千万不要钻到钱眼里,你要掉进这个眼里,谁也救不了你。”

有一次我到上海陪周信芳伯伯演戏,演完后我义父就想把我弄到香港去,我就着急,后来我就秘密地找一些保护我的人一起参加党领导的队伍,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京剧院的前身戏曲改进局实验第一团,后来剧团和其他团一起成立了中国京剧院,我觉得我到天堂了,在剧院建院初期,我能够读书,我能进扫盲班,能够参加文戏班和武戏班,有时候排戏四出戏一起上。一直到1958年,我还保持着点亮三盏煤油灯学习的习惯,因为当时大家学习生产都比较忙,电不够用,所以那时候我用三盏煤油灯在晚上学习文化,学习完文化去吃饭,吃完饭就到老师家里去学戏,学到两点钟回来,睡俩钟头,四点钟起来喊嗓子。梅大师说:“你这三出戏必须拿得起来,这样你就可以做到文武昆乱不挡。”第一出《思凡》是独角戏。当时,我不会说苏州话,听不懂,我就去听评弹。第二出是《木兰从军》,从王瑶卿传到茹富兰,再传到梅大师,茹富兰和叶盛兰老师一直帮我到1958年演出。另一出是杨小楼排的《廉锦枫》,梅大师1958年在演完《穆桂英挂帅》后,就赶紧把李少春老师叫来说:“《廉锦枫》是杨小楼先生教给我的,现在你帮助近芳记。”他请来贾世珍老师、李少春老师和我们剧院的文武场老师,就把这出戏接下来了。这三出戏是梅大师教我的,还有很多王大师教我的戏,后来我每年拿出一个月,针对一出戏进行面壁背戏。

1956年,周恩来总理派出一个八十人的艺术团,指示我们进行文化外交。艺术团先后到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瑞士、捷克,最后到莫斯科。我记得在一个周末,艺术团团员即将分别乘坐三架飞机从瑞士飞往捷克。在我乘坐的那架飞机上,团员们都发现带队的楚图南楚老一言不发、沉默寡言,不像平时一样谈笑风生,副团长赵沨的眼睛都肿了。到了捷克,一直没见到第二架飞机上的同志。后来在莫斯科,吃晚饭之前,楚图南团长说,大家不要难过,我们的第二架飞机,从瑞士起飞不到5分钟就爆炸了,机上的五名同仁不幸遇难。赵沨团长的眼睛,是到了捷克后又飞回瑞士去处理事故给熬的。在这悲痛的情境下,大家饭也没吃,我们剧院的演职人员因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在国家的外交任务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京剧是国粹艺术,作为老一辈人,我更要把我的艺术传承下去,当年,我就是众多的名家培养起来的,而今天,我也要把师父教我的和我在舞台上积累的传授给晚辈。在教学中,我觉得应该教学相长,一方面我把我的艺术教给他们,一方面他们身上肯定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我觉得这样学和教是很幸福的。而京剧艺术只有很好地传承,国家京剧院的艺术风格才能很好地得到继承和发展。整理/本报记者 伦兵

自称两世为人的张春华,1946年遭遇武汉到上海的飞机失事,一身功夫幸运逃生的他自称又多活了68年。“当时46人罹难,作为三位幸存者之一,我在歇了一年后与老搭档张云溪一道成立了‘云华社’。1949年11月我们参加了,不过遗憾的是差一个月没赶上建国。那时还叫延安平剧院,田汉负责接收我们,第一个戏《三打祝家庄》就一炮而红。后来国家京剧院成立时,我和张云溪在二团。”

由“二张”创演的戏中,《猎虎记》、《五鼠闹东京》等至今仍是武戏经典,张云溪向川剧名丑周企何学演的《秋江》也成为京剧保留剧目,但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则非《三岔口》莫属。其实早在1945年,张春华就已经开始和张云溪合作这出《三岔口》,并在京、津、沪以及东北等地演出了名堂。“老《三岔口》虽然很上座,但1951年因为要出国演出,这出戏不改不行。原来我演的刘利华是个杀人越货的黑店店主,赤背、脸谱狰狞,而且最后一个情节是任堂惠把房上的瓦烧红喷醋后砸我头上,我手里则拿一个棉球一挤,头上身上都是血,这样的场面出国演出就不太适合。修改后刘利华成了正面人物,幽默、机警、勇敢,还勾了小白鼻子。”1951年这出戏赴德国柏林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了一等奖,直到今天,舞台上演出的几乎都是这个版本。“后来13个月的欧洲演出演遍了东欧国家,每场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三岔口》,演了上千场,回来后被周总理戏称“你们都成驻外大使了”。

生旦净末丑,虽然“丑”在最后,但这个行当却不好演,“我的老师叶盛章之所以能成为武丑大师,就是演戏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一人千面。看起来扮相差不多,都是倒八字、小胡子,但朱光祖、杨香武、蒋平三个人物如何区分开,主要就是靠‘开口跳’,就是念白。一开口就要声音洪亮,又要有跳跃性,让人听着过瘾。武打则要火爆,跳椅子要又轻又快没有声音。即便都是时迁的戏,‘盗甲’和‘偷鸡’在表演上也完全不同。早年间,我的老伙伴张云溪有个搭档,为了挣生活费,演出前他会在下午四五点以后先上街卖晚报,然后再回到剧场赶开场的龙套,无论是练功还是帽儿戏从不耽误。我们这行儿,无论文武都是卖功夫的,人家进剧场不是看你长八个脑袋,无论是在自己的戏班还是进了国家院团,都应如此。”